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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 何光远:不拿人家现成东西

发布时间:2010年10月28日 11:25 | 进入汽车论坛 | 来源:汽车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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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学金属压力加工专业,行业话就是冲压和锻造。1951年我去苏联学习,1956年回来后被分配到一机部汽车拖拉机局,汽车拖拉机局再把我分到洛阳拖拉机厂(以下简称洛拖)。当时洛拖刚开始土建,一大批人被派到一汽厂实习,我也就直接到一汽报到了。

  到了一汽,我听说郭力在,就去拜访他。郭力是我的老领导,1946年我从冀中军区干校毕业后,分配到冀中军区兵工管理处,郭力当时是政委,我在政治处任技术书记。

  郭力那时是一汽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实际上他是一汽第一任厂长,一汽就是他筹备的。他当时向中央建议,说这个厂建在东北,最好让东北政府派干部过来,这样工作起来比较顺当。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都在东北,最后派了饶斌来当厂长。这段历史张兴业讲得最清楚,他当时是汽车局的人,也是组建一汽的元老(相关文章详见本刊148期口述历史《中国汽车工业怕什么》)。

  那时国内还没有锻压专业,个别高校刚刚开始筹建此专业。郭力听说我是锻压专业,就说:“你还是留在一汽吧。”这样,我就到了汽车行业。

  挨批340多次

  在一汽,我被分到锻造厂,从技术员干起,做到技术科副科长、科长、分厂副厂长,1966年被提升为厂长,那年我36岁。

  同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开始,没多久,造反派夺权,我这个厂长就被打倒了,但还得管事。造反派把图章装到小布袋里,挂在裤腰带上,但他们什么都不懂,样样事情都来问我。我说可以这样办后,他们就拿出公章来盖上。

  打倒以后我被剃了光头,关在地下室里,睡草垫子。整天被批斗。造反派给我戴的帽子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苏修特务”。我在苏联学习时跟同学一起拍的照片也都成了罪证,被画上红叉拿去展览,叫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何光远罪行展览”。

  展出来后,他们叫我妻子去看。我妻子在铸工实验室工作。她一边看,造反派一边给她讲解,还问她有什么感想。我妻子说:“何光远撞在暗礁上了。”听了这话人家很不高兴,第二天又把她给关了起来。

  那时我的孩子还很小,之前有老岳母帮忙看着,后来造反派把我老岳母赶走了。孩子怎么办?就跑到北京去投靠他舅舅。舅舅当时在中宣部工作,后来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孩子基本没人看管,老大15岁,老二10岁,还有个老三,是个姑娘,才三四岁。当时弄得很惨,有点妻离子散的感觉。后来我白天劳动,晚上可以回家了,就感到很满足了。

  这期间,我自己都记不住被批了多少次,据说是一汽挨批次数最多的人。1971年他们宣布我解放时,他们说:“批了你340多次,也没把你从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上挽救回来,现在宣布解放你,是为了落实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意思是说并不是因为我觉悟了,已经回到所谓的正确路线上来了,而是要给我出路才宣布的解放。之后我就到下面去劳动改造,到一汽车间打铁。

  1973年落实毛主席政策,他们给我安排工作,任锻造厂革委会副主任,主管生产。1975年夏天,一汽组织各个分厂负责人到二汽学习。为什么到二汽学习呢,因为一汽是由苏联援建的,而二汽则是我们自力更生建成的。一汽受“修正主义”影响比较深,所以必须要去学习。

  学习回来时,我们住在北京的苏州胡同机械部招待所里。时任一汽党委书记的赵学义找我谈话,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斗得很惨。他说:“你回去后不要去锻造厂了,去铸造厂搞整顿吧。”

  然后我就调到了铸造厂,当时我们去了3个人:徐元存从工具分厂调去做党委书记;我被任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耿昭杰任副书记。

  为什么派这么多人去呢?因为铸造厂在文革受到冲击最大,管理最混乱,是全厂生产的瓶子口,有多少铸件就装多少车,铸造上不来整个汽车厂都没办法正常生产。

  虽然文化大革命有个口号叫“抓革命促生产”,但铸造厂却天天批“唯生产力论”,那时候尽管还没有实行5天工作制,但铸造厂每周就只工作5天,周六不生产,开批判大会,思想完全搞乱了。

  我们几人在铸造厂都有绰号,徐元存叫“徐马列”。他原来是党委宣传部部长,理论修养很强。我叫“何管理”,为什么这么叫?因为我强调抓工艺纪律,在锻造厂搞定额整顿和计件工资制。他们批得最厉害的,也是这一点。

  我在苏联学习时,除了学技术外,还学了一些工厂管理知识,其中就有计件工资制,即每个零部件把定额搞好,然后按照定额计件,多打多算钱。当时的工资水平很低,一级工才30多元,二级工不到40元。搞计件工资可以多劳多得,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我在锻造厂进行试点,领导都觉得我做得对,但在文革中却成了我的罪状,他们批我时就把这叫做“修正主义”的管理办法,是搞物质刺激。

  那时搞现场批判会,在锻造曲轴的十吨大锤旁,边劳动边接受批判,干一批活之后,开一次批判会。有人上来发言,我在那里听着,然后他们问我:“是计件工资管用还是政治挂帅管用?”接着又干活,这就是现场批斗会。他们故意把生产搞得特好,生产效率较高,然后拿这个来驳倒我。

  计件工资在国际上较为流行,但是我在一汽是首先推广。当时锻造厂的劳动条件非常艰苦,大部分人不愿意干,被分配到锻造厂的人也不高兴。他们中有不少是农民工,还有些是转业兵。而批我批得最狠的也是这些转业兵。

  1975年年底,铸造厂的正常生产秩序已经恢复,全厂职工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砸碎瓶子口,争当火车头”的竞赛时,“批邓反击右倾方案”又开始了,要第二次打倒邓小平。我们这些人就又准备挨批了。但这一次没有搞起来,当时军代表已撤走,老领导重新出来工作,他们都对这套东西不以为然。但不批也不行,也得跟潮流走啊,所以我们在铸造厂,就说每多造型100箱,就是向邓小平多发100发炮弹——我们只有用这个办法来抑制他们,从而抵制反击右倾活动。

  我在铸造厂干了2年,一直干到1977年。一年以后铸造厂就翻了身。我一直干到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我被调走,离开了一汽。

  “牛魔王”与“何管理”

  那时正好工业学大庆,很多领导都去大庆开“工业学大庆”现场会议。在从大庆回来的途中,他们到一汽参观。

  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铸造厂是一汽的典型示范单位,他们就来看铸造厂,我当时是一汽革委会副主任兼铸造厂革委会主任,就陪同参观,吉林省省委书记王恩茂同志也陪同。参观过程中,王就对时任一机部部长周子健说:“长春拖拉机厂现在情况很不好,文化大革命把思想搞乱了,场内派系斗争非常严重,生产秩序很乱,能不能从部里派个领导过去整顿工作。”

  周子健一听,马上指着我说:“叫何光远去。”王恩茂记住了这件事。第二天就给我打电话,叫我去省委书记办公室。我去后,王恩茂说:“这件事情已经定了,周部长也有这个意思,一汽也同意了,省委决定调你到长拖工作。下周一你就去报到吧。去的时候我陪你。”

  那天是星期四。你想想,省委书记送我去,说明对我很重视。长拖是一个很重要的厂,全国八大拖拉机厂之一。当时规模最大的是洛拖,生产履带式拖拉机;长拖居第二,生产轮式拖拉机。

  这样,星期一我先到省委组织部去,与省委组织部、省工交办的同志,再加上王恩茂一起到长拖,他们在大会上宣布了对我的任命。

  王恩茂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决定每周到长拖劳动一天。老领导说到做到,除了出差在外,每周六他都自己带着工作服和饭盒到长拖装配车间劳动,利用中午吃饭时间了解工作情况。

  这显然是对我工作的最大支持。到了长拖后,我们就开始抓整顿。但长拖的情况实在是太乱了:油桶倒在地上没人扶,油流得满地都是,拖拉机轮胎四处乱扔,但没人管。甚至有些人到南湖去游泳都用轮胎当救生圈。

  在长拖,我被任命为革委会主任,现在叫厂长。党委书记是原省统计局局长,这位同志姓杨,因为身体不好,不久就回去了。长拖的“造反派”有些霸道得很,去杨书记的办公室还用脚踹门。这是“造反派”给我们的下马威,那时他们两派斗争,一些原厂领导在背后支持,希望把我们挤走他们再回来。

  不久,牛振海从一汽过来当革委会主任,我当党委书记。牛原是一汽标准件分厂厂长,做过机修分厂厂长,他办事风格雷厉风行、敢抓敢管、说一不二,被人称为“牛魔王”。他对我的支持也很大。我们一起努力,消除派系搞整顿,大概用了半年时间,长拖的秩序基本稳定下来。一年后,长拖变得井井有条。

  有件事情我记得很深,也可说明长拖究竟乱到了何种程度。东北有储冬菜的习惯,主要是储土豆和大白菜,家家都挖菜窖,挖得周围都没地方了。还有就是用大缸积酸菜。长拖厂很多职工都把大菜缸搬到厂区里,在工具分厂靠近西南角的墙根底下全是腌酸菜的大菜缸,上班时有些人往往忙着缸里的白菜,丢掉工作。

  为了整顿这件事,老牛召开了一次中层干部会,他说:“我现在告诉你们,我给你们3天时间把菜缸搬走,如果3天后不搬走,我就带根铁棒,见一个砸一个。”这3天时间他真没去检查,实际上是有人帮他看着,向他汇报说,一些人还在犹豫,不知道牛振海是不是真的会这么做。但大部分人都说,还是搬了吧,牛这个人说到做到。

  我和牛都住在一汽,每天坐一个班车去长拖上班。到了第四天,我们刚下车,牛振海就对我说:“老何,你先上去,我去看看菜缸。”然后,他就从车后备厢里拿出一根大铁条。他一去,办公室主任也跟去了。到工具分厂一看,还剩下两个菜缸,其他的都搬走了,而且有人正在把这两个菜缸往回搬。牛振海说:“既然你们都要搬走了,我就不砸了。”从那以后,“牛魔王”的绰号就传开了。

  我在长拖干了两年,1979年被调到长春市当常务副市长,分管计委、财政局、劳动局和知青办。干了一年多,我还没摸透这个副市长究竟该怎么当,只是觉得市长的工作头绪太多,所有事情都要管,比管一个企业难多了。

  1980年底我被调到农机部当副部长。为什么到农机部呢?当时长拖作为一个大厂,在农机部挂上了号。大家都知道何光远用一两年时间就把长拖厂秩序理顺了,“何管理”的绰号也被长拖人叫出了名。

  我记得中组部和农机部都考察过我。中组部副部长曾志老大姐在考察时,她往对面一坐,就直着眼睛看着我,问:“光远,你多大了?”那种感觉就像是老奶奶问自己的小孙子一样,非常慈祥。她问了我几个问题,也没说什么。

  半年后调令就下来了,当时吉林省这边还不想让我走,王恩茂书记还找我谈过一次,他说:“没办法,虽然不舍得你走,但基层服从中央,你还是去吧。”

  “分了就合,合了就分”

  1982年,农机部和一机部合并。合并前,一机部部长是饶斌,农机部部长是杨立功。当时组织了一个领导小组,由“两部”、成套总局、仪表总局共四家组成。一机部代表是饶斌和杨铿。农机部代表是杨立功和我。成套总局代表是杨一木,现在90多岁了,但身体很好,思维清楚。仪表总局代表是曹维廉。合并完后,曹就被派到香港当特派员。

  机构合并后,我们完成了机构设置,正在研究干部配备时,中央突然决定,调周建南到机械部任部长。周建南在一机部当过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也挨过批斗,曾在机械院当过院长,来之前是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

  周建南到机械部时,饶斌正在那里筹备。他来后,饶斌就说:“我不能给你做嫁衣了,还是你来筹备吧。”周建南筹备后,饶斌就到中国汽车总公司任董事长。那时中汽总公司又恢复了,以前叫汽车局。

  我们合并以后就叫机械工业部,设立了一正四副:部长是周建南,顾问是杨立功,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是杨铿,另三个副部长就是王子仪、赵明生和我。

  1986年,机械工业部跟兵器工业部合并。原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建南已经退休了,由我主持工作,但没被任命。兵器工业部部长是邹家华。我们两家合并后组建机械委。

  合并的过程也很有意思。当时赵紫阳任总理,我和家华正好都在外地出差,不知道有合并一事。之前也没人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回来后就被通知去国务院开会,去了以后他们就告诉我们:“今天把你们两个叫到一起,向你们宣布一件事情,撤销机械工业部和兵器工业部,把你们两家组织在一起。今天找你们来,就是商量一下合并后叫什么名字好?”。

  大家纷纷出主意。叫机械工业部吧,不太合适;叫兵器工业部吧,更不合适。那么叫机电部呢?还是不太好,因为还有电子部呢。当时国家体改委贺光辉插了一句话,说:“老机械委已被撤销,不如就叫机械委吧。”

  大家认为,要让机械委实行行业统筹管理,纺织、船舶、机械都要管,但是要虚管不能实管。这个建议得到了认可,大家都说:“这个行,就叫机械委。”于是,机械委宣告成立,邹家华任主任、党组书记,我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8年,国家将机械委和电子部合并,成立机械电子工业部。但是没多久,兵器工业总公司宣告成立,实行计划单列,由机械电子部实行行业管理。这就相当于脱离了机械委。

  电子部并入机械电子部后,他们的老部长们认为,既然兵器可以单列,搞了个兵器工业总公司,那么电子也要计划单列,搞个电子工业总公司。他们后来也搞成了,机电部副部长张学东过去当总经理,我是机电部部长,曾培炎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这样合了分,分了合,又折腾了一次。

  1989年,电子工业部的元老给江泽民写信,提出了一个理论:“电子工业是朝阳工业,机械制造业是夕阳工业,这两家不能放在一起。”合并时考虑的是机电一体化,用电子和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这个思路是对的,但电子工业如果没有依托的主体,它自己就是虚的,它必须跟飞机、汽车、通讯等相结合,才能实现信息产业的优势。由于电子部的人不断写信, 最后还是决定将这两部分开。

  《三国演义》里有一句话是,“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后来我们自己也形成了一句话是,“话说机械工业部大事,分了就合,合了就分。”我们去掉了“久”字。有时合并的工作还没做完,干部分流没结束就又要分开了,这样变来变去,人才流动损失太大。我分析了一下,从1982年开始算起,机械部在部一级的分分合合就有八次。下边也有很多人说,这种随意性太大了,没有什么科学论证,造成了不少损失。但他们不愿意听,不愿意听我也这么讲。

  自主创新要只争朝夕

  2005年春我在花都论坛上就自主品牌问题与龙永图进行了争辩。当时龙永图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追求自主品牌这样一个观点,追求这个又有什么意思呢?只要这个企业是在中国注册,向中国纳税,在中国招工,这样的企业就是好企业。他说完后,大家都很愕然。

  我举手发言,说:“我不赞成龙永图先生的观点,你刚才的说法跟你在大会上的主旨发言意思相违背,你强调要尊重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什么?品牌是什么?”我讲了没几句,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后来我又举手说:“这是论坛,大家有不同的观点都可以探讨。”我想缓和一下气氛。

  但是龙永图同志又来叫板,说:“何部长,咱们之间的观点到底谁正确?我们10年以后见.。”他这样叫板,可能是惹恼了部分媒体。但是网上的炒作就太过分了,所以有一次我在清华大学时说:“我不赞成这样的炒作。”

  我觉得现在汽车自主品牌的情况相当不错。那次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一个点火的作用。对于自主品牌应该怎么看?怎么认识?要不要抓自主品牌?那场论战还是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那场论坛没多久,去年年初国家开科技大会,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出自主创新的口号,这一下子就定了基调。后来有人说想找我谈,我也不想谈了,因为没词了。

  但要说出哪些企业的自主品牌做得比较好,我觉得很难比较。像奇瑞这样的企业一直都在做。现在我听说合资企业也在搞自主品牌,这也是一种探索。

  当然,企业有不同的方式方法,有的搞原始创新。有的把别人的技术买过来后变成自己的东西,利用它原来的品牌在世界各地打开市场。而上海的荣威和南汽的名爵也算是买来的,但买来的就有产权。尽管还有好多车型还不是企业自己开发,而是集成世界资源来做。但总的来说,大家现在都很重视自主创新这件事。

  自主创新还必须只争朝夕,不能坐在那里嗟叹,不能等资金积累、技术积累到什么程度,消化吸收到什么地步才去做,这样肯定不行,企业要有一种积极的态度。

  我比较欣赏韩国人的做法,它也是走引进、合资、消化、吸收这条路,但他们在合资时就说,我们的合资期限是10年,在这10年之内我们必须要学会这样学会那样,10年之后我们必须自己干。

  一开始他们就有这个决心,因此就下决心消化吸收,而且,他们在消化吸收这个过程中敢于投入。我们国内较为普遍的做法是,不断地引进新车型,并且花大钱引进,等这款车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时,便问还有什么车型,再引进一款吧。这样引进最省事,没有任何风险,还能迅速赚钱,却永远培养不出自己的核心技术。有些企业就是这样做的,尽管各方面还过得去,但只能永远做别人的小兄弟。

  人家会不会把核心技术给你,这个问题说不准。你看现代进来以后,北京的汽车零部件基础几乎全部垮掉。在改革开放以前,北京的汽车零部件基础是全国最好的,长春都不如北京,一汽的很多部件都依靠北京提供。但现在,北京内燃机厂这个中国最大的内燃机厂,现在只生产一个凸轮轴;北齿也半死不活;原来给一汽配套的北京化油器,也早垮掉了。现在北京的零部件企业很大一部分都是现代从韩国带过来的。

  北京汽车工业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在跟韩国现代进行第二轮合作谈判时,坚持要搞产品开发,坚持要建立合资的研发中心。徐和谊同志来找过我,跟我谈过这个问题。我说:“这一点你一定要咬住不放。”至于说是否能把核心技术拿过来,但至少我们可以培养人才,否则就只是拿过来,有什么用呢?

  我总感觉,中国汽车工业不能老拿人家现成的东西和技术来CKD,这条路肯定走不通,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有自己的技术开发能力,我一直是这个观点。所以当别人对我说,什么地方又建了一个合资企业时,我不会特别高兴,我首先会想,这个合资企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曾经跟李瑞环同志进行过探讨,我说:“天津夏利是没有合资的惟一一块净土了。”他说:“我赞成的你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