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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幕 李克刚等解密南汽尘封档案

发布时间:2010年10月28日 11:27 | 进入汽车论坛 | 来源:汽车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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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人知道刚刚度过60岁生日的南汽曾经享有中国三汽的美誉。通过三位汽车前辈的讲述,我们为你描绘南汽尘封已久的历史

  李克刚:第38人

  我是1947年11月到南汽的,除了中间有一段时间因支援国家重点建设,把我输送到一汽工作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南汽度过的,应该说是南汽的老人之一。

  1945年我在上海参加地下党,日本鬼子投降后,我从上海来到当时华中军区所在地淮安,后来国民党发动内战,向解放军进攻,我就随华中军区机关后撤到山东,那时我才20来岁。

  战争开始时,敌强我弱,我们的地盘越来越小。1947年11月我服从号召,能上前线的就上前线,就在那时我进入三野特种纵队后勤修理厂,也就是南汽前身。

  日本鬼子投降前,我在上海江南造船所杨树浦工厂当车工,那时就参加了地下党。1945年鬼子投降后,一部分新四军准备进上海,恰逢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有消息说,江南不能再留了,部队要从南往北走。原来新四军进来后,一活动就暴露了,连老百姓都知道哪里住着新四军。

  我背了一个小包,避着母亲去了淮安。军区总工部搞了个学习班,准备让回来的人进修,以便将来再派出去。国民党仍在进攻,进攻后我们就出不去了,只能往北走,到山东。从济南到潍坊的交接线,有近千公里的出口,我们集中起来发动群众搞土改。搞了不到半年,国民党进攻,导致土改受挫,我们准备过黄河。

  苏北有不少地方干部,其中有位女同志,我们在土改中熟悉起来,她的爱人当时就在三野特种纵队当指导员,他过来接她时,我就问他:“你们部队需不需要工人?”他说:“当然需要,我们实行机械化了。”那时组织号召自己找地方工作,我一递上报告,就被顺利批准。

  我到三野特种部队修理厂时,厂长是王乃辛,指导员是袁大高。我到这个厂时,有资料可查的约有37人,我是第38人。当时有种说法,修理厂有技术人员“两个半人”,为什么是“两个半”呢?赵江和张琦分别算一个,周绳德算半个,因为他没上过大学。

  到修理厂后,我被分配到车工组。我们工厂的任务主要是为特种纵队服务。特种纵队怎么来的呢?1947年1月,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进入山东,他们是机械化部队,全都配1056大炮,到鲁南后汽车陷在里面,拉不动大炮。我们在鲁南战役中大获全胜。消灭他们后,我们就成立了特种纵队。1056大炮有个特点,全都要汽车拉。那时我还没来,淮中军工部抽调出十几人于当年3月27日成立修理厂,这就是南汽成立的日子。不久,部队经过浙迫,到万家村时,我就加入了修理厂。

  修理厂最初有五六个车工,目前在厂的就只有我和戴月了。战争年代,工厂设在农村,动力就依靠惟一的一部柴油发电机。工厂随着部队移动,到达驻地后,先把柴油机安装起来发电。

  战争年代没有什么8小时工作制,也没有节假日和整套的规章制度,部队需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部队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就什么时候干。修理厂的几十号人根本没有时间概念,睡醒了起来就干,然后吃点东西再干,有时候吃过晚饭后照样干。困了找个地方倒地就睡,没有洗澡的地方怎么办?工人就自己想办法把柴油桶打开,烧一桶水,需要洗澡的就爬进去洗一把,工作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

  我们跟部队战士一样,享受供给制待遇。所有工人都按照排级待遇发东西,但我们多一块技术津贴,按照现在的说法,每月约能买五六斤猪肉。那时山东兴赶集,十天一次,我们拿到钱赶集。有的买鸡,有的买三五斤肉,用来改善生活。战争年代生活虽然艰苦,但也过得很充实。

  1948年,我们从万家村搬到山东西北角后哨营村,这时工厂已发展到上百人了。工厂还配备了文化教员,让文化水平低的工人学文化。当年年底,工厂从京浦路中间的梅村(暂时停留),转移到离徐州西北约20里地的拾屯。

  那时,华东正组织打淮海战役。工厂里的大部分人被抽调出去,干什么呢?消灭国民党后,有大量的机械装备要我们接收。我记得我们在离战场十来公里的地方,看着国民党狼狈逃窜,四处扔东西。有一次打了胜仗,敌人的许多汽车扔在战场里,尽管我不会开汽车,我还是挑了一辆吉普车开出来。第二天国民党赶来轰炸这些物质,我们就在旁边看笑话。

  淮海战役后,工厂又补充了不少人,当时我们工厂已发展到200多人。这时部队准备渡江。由于忙着修理战争后剩下的东西,我们在徐州拾屯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过江之后,我们接受了打上海的任务。1949年4月23日,我们一部分人过江去上海。

  我是车工,所以走得比较晚。走时,工厂设备都被拆掉装上火车往南运。在蚌埠,国民党飞机把淮河大桥都炸断了,怎么办?我们先用火车把工厂装备运到淮河以北,然后改用汽车通过浮桥转运到淮河南面,再装火车南运。

  装车时,旁边驶来一辆大车,靠我太近,大概不到20公分,车子转弯,我一摔,右腿被压断了,我被迫留在蚌埠养伤。

  部队打完上海战役后,转移到南京,接收了原国民党401汽车修理厂。我是腿伤痊愈后,才来南京驻地,比大部队晚了两个多月。

  那时候的厂房,我开玩笑讲我们是“拿着枪去站岗”,一站就把房子“占”住了。南方新村的四栋房子,我们“占”了一栋,后来花钱买下另外三栋;陈洋淀那几个小洋房、位于山西路四号的建设新村也都是这么“占”来的。

  1950年1月2日,三野特种纵队后勤修理总厂成立,这时工厂发展到上千人。总厂下设四个分厂:修车厂、修炮厂、皮革厂、制配厂。我因腿负过重伤,不适合再回到车间。正好工厂要成立工会,这时组织决定让我做工会工作,我成为南汽第一任工会主席,主要任务就是给职工办福利。

  我们从部队带来了两件宝贝,一个是合作社,一个是理发店。工会接手把它办了起来。那时职工买米很紧张,解放以前吃的是“户口”米,解放后买米还是相当困难,工会就想办法买来米发给职工。

  抗美援朝时期,这个厂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修炮厂被调回部队进入朝鲜;修车厂也搬迁到中朝边境的丹东安家;皮革厂交地方管理;剩下制配厂和总厂机关合并在一起,改为三野特种纵队后勤制配厂,厂长是张庆梓,副厂长是王乃新,南汽就是这样演变过来的。

  制配厂成立后,赵江被提为副厂长兼生产科长。我从工会调出来,任生产科副科长管生产。

  1953年左右,制配厂还继续为部队制配,但部队消耗不了这么多部件,工厂便选择搞汽车配件,如活塞、轴瓦、活塞环、活塞肖等一些零部件,除了供应部队,还提供给社会。

  同时,我们开始制作产品,如制造井冈山牌摩托车。当时我们与北京汽车修理厂合作,我们做发动机部分,北京做车身车架部分,然后合在一起装配。

  这时,国家形势发生变化,中央机械工业部成立了汽车工业管理局,准备在全国接收一批基础较好的修理厂,如济南、北京、綦江、武汉、南汽等五大修理厂,我们厂的体制就逐步从部队往地方转移。

  在1953年左右,三野特种纵队后勤修理厂就划归一机部,我们这些穿过军装的军工工人也就集体转业了。

  1954年六七月份,一汽要在全国有一定基础的企业里抽调一批管理干部,南汽决定把我输送出去。在南汽正式进入汽车行列时,我被调到一汽。

  南汽开始制嘎斯车时,我虽不在南汽了,但我还是为南汽出车做过贡献。当时让南汽犯难的大型锻件——前工字粱、羊角、后拖钩等,自己没法解决,只有一汽从苏联引进的10吨模锻锤可以一次锻成。

  我当时是一汽生产调度处副处长,正好主管对外协作,我对锻工车间讲,南汽的协作件,你们要开绿灯,只要不影响解放牌就行,因此南汽锻件到了一汽可以说是畅通无阻。我开玩笑讲,我在一汽间接为南汽工作。

  李阿夫:1958年造车

  我生于1928年,为解决吃饭问题,1942年14岁时就开始在华昌钢金钢铁厂当学徒,也就是帮助打扫打扫卫生,给别人送送东西。干了一年我不干了:“这样干下去没什么出息?一定要到车间去。”到了车间,名义上做的是车工活,实际上车工、铣工什么都做,一套模子要全部跟踪下来。

  解放后,厂子改名上海铝制品试验工厂。1955年3月响应国家号召,重点建设156项需要大量技术员和技术工人。我们这批人当年3月份到长春,那次去了2000人。我在一汽干了8年。1966年6月我被任命为南京汽车分公司副经理,历任南京汽车制造厂厂长、董事长等职,1992年退休。

  长春机械厂是第一辅助工厂,搞模具、机修、刀具的就叫临时工作车间。我们从辅助车间开始,主要负责刀具,后来叫工具二车间。同时,后方还设有锻工车间、模具车间、机械车间等。

  加具车间机动工部生产气动工具,约有100人。最初我在里面当车工,1959年我升为工段长,后来到工具二车间当副组长,我所在的加具车间后来成为一汽模范车间。

  这时,我爱人生病,1959年送她回上海看病,回去后,病反复发作。实在扛不下去了,我就给上面反映,说:“你把我调回去吧。”厂领导也表示支持,他问我:“去杭州还是其他地方,你挑吧。”那时上海户口控制得很严,从上海出去的人不能再进来。后来,我决定到南汽。

  1962年10月我调到南汽,仍在后方工作,在工具车间当副主任。南汽1958年开始搞汽车,仿照的是苏联嘎斯,同时受美国吉普车的一些影响。车顶篷应该是铁皮的,但是我们设备不够做不出来,就做成帆布,就像过去打仗用的汽车一样。

  南汽从一开始搞汽车就自己生产、配套发动机。发动机有两个型号,70发动机和50发动机,既能配上汽车,又能解决发电问题。南汽是中国第一个生产发动机的企业,仿照的是苏联发动机。那时发电机条件不好,全国各地到处都来征订我们的发动机。南汽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名气。可惜的是,南汽却把这块给丢掉了。

  那时,南汽从上到下群众积极性较高,要做工字粱,困难很大,需要大量投资,国家经济也比较紧张。我们就迎着困难上,提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南汽的产能为1500至1800辆,很多部件需要全国大协作配套,如齿轮变速器在綦江齿轮厂、工字梁在长春一汽厂,锻造230前桥是扬州配件厂(客车厂)等。

  时厂里流传着这样的口号:“南汽工厂一担挑。”这说明工厂很小,工具也少,一挑就挑回来了。1947年这个厂走到哪里就挑到哪里,主要就是找几辆马车,把拆下来的设备、工具、材料往马车上一装,跟着部队就走了。“一担挑”是后人加的一个形象的名字。

  发动机要大量生产 ,其中曲轴要锻造,需要10吨的模锻锤。当时我们没有,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以铸代锻,试制球墨铸铁曲轴,不审从南汽开始的。

  车架、主要关键两片大梁,需要2500吨压机,南汽没有这么高的吨位冲压机。我们就用300吨两台、25吨一台,三台油压机拼装压成。

  那时我们每年要改造4000至5000辆车,后来部队消化不了,230也就不再生产。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从1958年开始制造汽车,就取名为跃进牌,这个品牌一直沿用到现在。

  南汽的发展可以说是一担一担挑过来的,经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国家投资并不多。我记得第一笔费用,生产开发技术改造主要针对230车型投资886万元,国家批了好长时间才批下来。

  结果钱没用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南汽搞了个2.5万辆产能的扩大规划,国家投资8000万元。后因国家经济困难投资没有用完,就用来购置关键设备,提高产品质量,扩大生产能力,如购置太原重机厂2500吨油压机,后购3000和4000吨油压机。建立发动机试验中心,扩大黑墨营的生产基地及依维柯引进创造了条件。

  南汽有南汽的特点,工具车间后面有7间房,四面漏风,条件很差。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汽车火车不通,当年七八月份就没办法生产。大粱运不过去只能用飞机运,当时汽车只卖1.1万元,飞机的成本就太高了。

  南汽还有一个特点,老工人较多,自力更生能力强,没有这一条,南汽根本不可能发展起来。比如,我没来时,听别人说过,驾驶室基本上要朱木印做,哪里能做木印呢?就用硬纸板比划着做。

  还有,用在传运部位的主动被齿轮很缺。一汽做主动被齿轮都是将全国的格里森设备调过去做的。格里森是个名称,美国叫螺旋生产,对这个设备要求较高,只能用它配套的刀具,别的还不行。此外,做这个车,必须要做两套刀具。一般企业没有这套设备,一汽也是因为准备不足,只能把国内生产的格里森调过去。

  我记得很清楚,1966年6月13日,我刚上任3天,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这期间,我们也生产汽车。阿尔巴利亚要600辆车,我们搞了一个月也没搞出来。另外,我们还支持越南。车都出来了,却不知道什么质量,都压在库里,没办法上船。

  李克刚:推出平头车

  1978年5月,我在一汽工作了24年后又调回到了南汽,这时李阿夫是厂长,我担任主管生产的副厂长。

  经过20多年的艰苦发展,这时的南汽已达到能年产轻型卡车1万辆的规模,资产将近1亿元,全厂有职工近1万人,在中国汽车厂家排名第三(前两名是一汽、二汽)。

  在计划经济时代,南汽成为轻型卡车企业代表。只要国家需要,任务就交给南汽,材料由国家统配,产品做出来后由国家收购,叫做“计划统一下达,材料统一配给,产品统一收购”。

  当时南汽正在按年产2.5万辆的规模扩建厂房、补充设备,为此国家同意南汽按8000万元的投资做规划。1980国家碰到暂时的经济困难,便暂停执行2.5万辆项目。没有钱,是我回到南汽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难题是当时国家汽油紧张,要求南汽把汽油机改成柴油机,没有柴油发动机怎么办?当时南汽与扬州柴油机厂关系不错,我们就跟扬柴联合起来改进汽油机,改成131柴油机。

  开始匹配时遇到了许多困难。那一年春节,5天时间我们没休息过,在工厂搞试验,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改造成功。

  柴油机投放市场后基本上被用户接受。但南汽的产量却从1981年的1万辆滑到8000多辆。可以想像,2.5万辆的改造规划暂缓执行,汽油紧张,柴油机刚好投放,市场上一片埋怨声。有的说南汽30年一贯制,有的说南汽134太土了,车头说有难看就有多难看。

  怎么办?改型。没有钱,只能逐步改变。在这期间,我们开始跟日本打交道,到日本参观五十铃轻卡厂,之后两家开始谈判。五十铃愿意把换型换下来的驾驶室模具卖给南汽,于是,我们花74万美元买来全套模具。

  买来后我们开始制造模子,推出平头车。过去南汽的车都是长头,这个面孔就有点日本味道了。除了车头,其他如发动机、大梁、桥都没换。开始,工人和群众都不太愿意接受。我记得包装箱运到总装厂现场时,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有人还用粉笔写道:“一堆废铁,你们瞎指挥”。但经过调试投放市场后,却被用户接受了。

  至此,南汽稍微有些回升余地。我们的老部长饶斌十分关怀南汽,在几次开会中都提到南汽。他曾说过:“我建了个一汽,后来又搞了个二汽,让重汽引进斯太尔技术,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南汽。”他还说:“南汽问题不解决,我觉都睡不好。”

  饶斌是“汽车之父”,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为南汽选型,然后一步步走到引进意大利依维柯这条路上去,1983年他带队去欧洲考察。江老(江华)就是在组建南京联营公司的前提下被派过来的。

  江华:建立南联公司

  我跟他们(李克刚、李阿夫)有点不同,他们是内行,搞了一辈子汽车工业,我是半路出家。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我生在1926年,与李克刚同岁,1938年我11岁多点就参加部队,叫抗日第三联军,后来称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也就是后来的27军、31军。我是部队的武装少先队员,做过中队长、宣传股长,后来任区儿童团长、县儿童团团长;区青救会长,县青救会长。再后来又回到三野九纵队。我给政治委员做过机要秘书,也兼任过许世友的秘书。

  解放潍坊时,我从部队下来做军代表,搞汽车修配厂的协理员,做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然后被调到一汽。1952年我去报到时,一汽已有200人。我是一汽的第一位人事处长。

  除了到苏联学习一年多以外,我历任过木工车间主任、铸造车间副主任、发动机厂主任、书记,后来进入总厂领导班子,任政治部副主任,成为12位领导班子成员之一。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一汽第一个被打倒的人:第一个批斗;第一个抄家;第一个游街;第一个罢官。因为造反派造反我压着不让,造反派在批过刘少奇、邓小平后,就开始批我。解放后,1972年我被调到二汽(东风公司),历任政治部副主任、副厂长、副书记、十堰市委副书记。

  1980年11月,我还在二汽工作。有次我出差去襄樊,一天半夜,突然接到一机部部长饶斌同志打来的电话,要我即到北京,参加由汽车局局长张健飞带队,胡信民、李代胜、李阿夫等参加的代表团,访问考察日本五十铃汽车公司,结束后回二汽继续工作。

  1981年3月下旬,又接到张健飞的电话,通知我去谈工作调动问题。到京后,先是饶斌的秘书顾尧天将一份电话摘要给我看。这是薄一波副总理3月18日视察南汽时的谈话摘记,主要是决定建立南京汽车工业联营公司,联合重组苏、浙、闽、皖、赣、武汉五省一市的汽车工业。他指出:“五省一市联合是大事情,前一段做了许多工作,条件比较成熟,惠省长表示赞同。搞联合,思想要解放,行动要稳妥,工作要积极。要成立筹委会,惠省长挂帅,一机部出个副部长当副帅。为期一个月,要开成立会。”

  饶斌3月19日批示:“通知江华,来京谈会即去南京。”事实上,张局长随同薄老视察时,已将我调南京一事,当面通知了汪冰厂副省长。

  之后,饶斌在办公室和家里和我谈了几次话,针对我的疑惑,动员我,这是一种新事物,要敢想敢闯,大胆工作。在介绍了一些情况后,告知了注意事项。

  4月3日,薄一波找我谈话,谈了两小时十分钟。参加接见的还有国家机械委副主任吕东、国家机械委委员兼局长冯克,薄的秘书贺光辉(后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饶斌、汽车局副局长张兴业。先由张汇报了建立南联公司的若干设想,饶做了重要补充。

  薄老指示说:“要依靠江苏,把浙江、福建、安徽、江西、武汉等地的厂子先组织起来。”

  “要研究一下,哪个关停,哪个并转?在一定期间不能关停并转的怎么办?不能慢慢地转,不能又联合,又是小而全,反正不能五个省市都搞小而全。这是个革命,要突破。”

  “矛盾肯定很多,就是要先组织起来,不要怕。”

  “要择优安排,不好的下个命令停,就要停下来,不叫它存在,现在130多家造汽车,以后要独霸,不许你搞就是不许你搞!”

  “现在就这么搞,下一步就把它吃掉。”、

  “也可以供产销统一,人才物留地方,今天早晨广播有的九统一,可看一看,先拉到一块再说。如果全国搞500个公司,形式上归机械委,实质上都属国务院,都联合起来,就既没有部门也没有委了,不管怎样,和省市的关系要改变。”

  “不讲中央所有,也不讲地方所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制,打破地方和部门的界限。”

  “现在有困难,它愿意联合,等把救活了,它又搞小而全,所以我讲要乘人之危。”

  “先说服,再打通,然而说不服怎么办?这就像群众说的,是我打你通!”

  现在回头看,当时领导是考虑通过改革,改变现状,建立联营的意图是为了改革结构与布局,整顿工业、企业的散乱差。但那时还处在计划经济年代,对建设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明确。这就注定了这种联营公司是带有相当程度的行政性,赋予它不应有的相当多的政府职能与作业方法,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种联营存在着先天性的问题。

  我就是带着这种指导思想和意图,肩负上级交代的任务,奉命于1981年4月12日来到南京。

  来到新的岗位后,我首先看了南汽。觉得作为全国第三位的汽车厂,南汽具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对国家贡献不小。但当时销路困难,不够景气,作为一个主导基础厂,吸引力、凝聚力不够。

  随后我又访问了其他五省市的有关工厂,拜会了省市领导,商谈了筹备组成立事宜。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地区的汽车工业,都是生产与南汽一样的130车,都是自成体系,小而全,厂区面积都很大,但技术力量薄弱,领导重视,但在大跃进和文化革命中盲目发展,重复建设,分散了有限的经济力量,布局极不合理,产品难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由于当时都是度日如年,希望得到挽救,还因为中央有号召,又是薄副总理倡议的,所以对建立联营口头上都表示拥护,各省市都指定机械或交通厅局长担任组员,并确定了第一批联营单位。

  1981年5月19日,即薄老谈话后一个多月,筹备组成立会在中山陵13号召开,吕东、饶斌、惠浴宇、汪冰石、张健飞参加,冯克主持,惠省长致欢迎词,吕东和饶斌发表长篇讲话。

  各省市发言时,都突出地讲了自己的优势,透露出一种互相不服气的情绪。会议宣布国家机械委任命汪冰石任筹备组长,我和李代胜任副组长。以南汽的技术和管理力量为主,吕东和惠浴宇还特批给公司从全国调来一批领导骨干,在一汽李刚、耿昭杰,二汽李惠民、王兆国等的关怀下,陆续抽调人员,充实了领导班子和职能机构。

  接着我们又到省市联营厂调查研究,选择产品,规划分工,探讨工厂改造方案。这项工作主要由中国汽车界元老、总工程师张羡曾主持进行。大家都同意“六五”期间主要是改造提高NJ131,除继续和五十铃谈判争取发动机的合营,其他总成各联营厂分工。但当时日方只愿和中国做买卖挣钱,不愿给我们先进技术,谈判只能告终。日方只卖给我们一套驾驶室模具,只可以改造驾驶室。所以“六五”期间新车是完成了,但发动机还是老的,留下了所谓“心脏病”的后患。

  通过又一轮接触,协商产生了联营公司的管理委员会,成员仍然多是各省市的厅局长,再次暴露了公司的行政性。这是惟一经国务院批准的联营公司,管委会主任、经理、总工程师是经党中央书记处同意,中组部任命,管委会委员、副经理是国家机械委任命。

  1982年1月29日,即薄副总理倡议联营一年后,南联公司成立大会在南京召开。管委会主任李代胜,副主任是我和南汽党委书记苏洪九。我任经理,副经理有张羡曾、刘刚、李阿夫、李龙天,以后又增加高更新、徐家宽、顾尧天等人。

  产品确定之后,就是各厂的专业分工了。这是一个最为敏感的问题。由于各自利益的驱使,自然引起了激烈争论,以致面红耳赤,伤了感情。从小而全转化为专业厂,也确实有许多实际问题。我们从全局出发,制定一个规划,并经北京批准,于1982年夏天在庐山召开了专题会议,国家计委、经委、机械委均派权威人士与会,反复说明动员,总算硬性定了下来,但许多省市厂内心是不满足不服气的,有人还说“南联心难联。”

  1983年春,公司管委会第二次会议在福州召开,讨论了加速技术改造的进度问题。当时国家在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还特批给南联公司9000万元人民币的技改费,其中,南汽6500万元,其他按工作量分配各厂。这笔钱比国家建设一汽、二汽当然少得多,但却是这些厂第一次得到国家拨款,来之不易,自然高兴,但又都不满意,嫌自己少,别人多。

  在把5年计划定下后,本着远近结合,长安排短打算方针,1983年夏天在合肥召开了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了当前现生产问题,强调要两手抓,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先活下去,再活得好些,布置了联产联销,整顿企业,建设学习型企业等项工作。

  1986年春,在依维柯引进完成阶段性工作后,上级决定南联公司与南汽合署,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我改任董事长。又不久,我按规定离休,由年轻的同志负责各项工作。后来经过若干次变迁,南联公司不复存在。

  按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方针看,南联公司在改革开放中,对跨省市跨部门的横向联合,进行了积极探索,是在没有先例和经验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试验,它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由于这是在三不变(隶属关系不变、所有制不变、财务关系不变)原则下的联合,不是具有内在经济实质关联的经济联合体,它是松散不是紧密的联合。在当时那种经济体制机制下,领导上赋予联营公司的使命和任务难以达到。

  在计划经济年代也好,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也是这样,受各自利益的驱动,各省市厂均有独自建立汽车工业体系的强烈愿望和决心,将它作为支柱产业大力扶持,坚决反对变成一个分工的专业厂而不让它制造整车。

  各省市和厂参加联营,内心是为了继续发展自己的全能汽车工业。这种行政性很强的公司,当时虽对各厂有些好处,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是难以存在的。后来,中央领导也认识到这个问题,薄老就传达过中汽公司要虚不要实的指示。中汽公司演变成联合会和协会。7个联营公司中,京津冀、南京零部件等公司已不存在,重型、解放、东风均不断重组,实践说明联营公司这种形式的横向联合形式是不适当的。必须寻找新的整合道路才能解决汽车工业的布局结构问题,使中国从汽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

  2003年,媒体曾经报道过,说南汽可能跟上汽合作。那时,南汽还是中汽公司直接管理下的一家大企业,当年南汽时任厂长黄小平就组织我们咨询委员会的13位老同志座谈,我们都同意跟上汽合作。上汽当时有900多亿近1000亿元资产,南汽只有100亿元,也就是10:1的关系。

  上汽态度很明确,联合不是说我把你收过来,而是我们两家捆在一起,南汽的轻卡、南京菲亚特、南京依维柯公司都不动,上汽的上海通用、上海大众和零部件公司也不动,只是把两家总部联起来。

  那时,南汽隶属于中汽公司,脱钩后,南汽回归江苏地方。我们这些老同志退居二线后,都很关心南汽,都希望南汽能够兴旺发展。

  江华:引进依维柯

  我到南联时,薄老交给我两个任务:一个是整合、重组;另一个是引进技术、改进产品。现在薄老已经去世了,我们很怀念他,我还写了一篇纪念薄老的文章。

  薄老在同我谈话时,曾经指示:“你思想上要开放一点,引进先进技术要消化,现代化要国产化,要先请专家论证一下。”我到南联后,130有改进,换掉了驾驶室,打破了30年一贯制。但还是跟国际水平相差太远,这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产品问题。

  饶斌也非常关心,提出一个战略性问题,叫中国汽车工业“缺轻少重,吊车等于零”,其中就包括南汽轻型车问题。

  1983年饶斌接待意大利代表团时,发现意大利菲亚特公司产品先进,而且菲亚特跟社会主义国家有过合作经历,苏联的汽车工业就是在菲亚特帮助搞起来的。

  饶斌开始组团,他亲自带队去考察时发现了依维柯汽车。他的初步印象是菲亚特比较适合中国情况,技术先进,经济上还可优惠,意方答应给我们赠款2000多万元,同时培训中国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工人,此外,意大利政府还可以低息长期贷款2亿多美元。

  1983年冬我和张羡曾总工程师带队深入考察依维柯公司,以后又考察通用、福特、克莱斯特、雪铁龙公司。当时纪念汽车工业100年活动在德国举行,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考察了德国汽车工业,尤其是轻型车工业。有个大体了解后,我们向饶斌汇报,再由饶斌向国家汇报,最后国家决定引进依维柯技术。

  其间,这个项目经过多次多轮的谈判和反复研究,包括胡耀邦、陈慕华、张劲夫都去过菲亚特考察。这是中国跟意大利最大的一个合作项目,也是一汽从苏联引进解放产品后中国的另一个引进大项目,所以国家非常重视。我们光报告就打了25次,党和国家领导签字批示35次,国家24个部门参与,如银行、财政部、机械部、计委、经委,每个部门都是从科员、科长、处长、局长,然后到部长,层层报批。

  那一年,我有半年时间在北京,最长时达到72天。那时的计划经济体制,还不适应改革开放形势。饶斌同志亲自参与,亲自写文字报告,亲自向陈慕华、张劲夫等领导人推荐,到他们家里去谈,最后谈成了,所以说饶斌不但是桑塔纳之父,也是依维柯之父。

  应该说,“六五”期间我们的技术改造,还属于小改小革性质,新车和先进国家的轻型车有差距甚大,仍挡不住外国车进口,也满足不了国内市场的需求。怎么办?上海大众和济南重型的做法启发了我们,视野更加开阔,思想上进一步解放。我们加强了外事活动。

  在饶斌提出“依维柯的轻型车可能将是我们优选的对象,但还要货比多家再定”之后,我和张老组织了一个技术考察小组去依维柯做了进一步考察。并对引进其技术进行了初步商谈。由于这将是中国和意大利两国最大的经济合作项目,故我驻意使馆高度重视,商务参赞亲自介入实际工作过程,对促成此事发挥了重要作用。

  菲亚特集团高层则以高规格接待,与依维柯一起,派权威人士全程陪同考察了其所属单位,并表示了转让技术可能提供的优惠条件,使人们也有了一定倾向性。

  我们认为依维柯这个车是80年代先进产品,工艺水平也是比较高的,而经济上,意大利政府可以提供高额的低息贷款及相当数量的赠款。可无偿培训我方若干技术和管理人员等。而这正是我方所迫切需要的。是当时其他国家和企业不能也不愿提供的优惠条件。于是,我们邀请菲亚特组团来华进行商务谈判,并以此优惠条件作为筹码,同其他国家厂商谈判讨价还价。

  为了比较,我们又同法国雪铁龙公司进行了接触商谈。1985年,应美国工程师学会之邀,中汽要我率中国汽车工业代表团参加了当年的学会活动,并考察了美国几家汽车厂,重点接触了福特公司,还会见了台湾汽车工业界代表。我又奉命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德国举行的汽车工业诞生百年活动,考察了德国汽车工业。

  到1985年,通过上述工作,经多轮艰难的谈判,最终决定并请求国家批准,以菲亚特集团的依维柯公司为合作伙伴,引进其制造技术。3月20日,我和中汽公司代表赵晟同意方在罗马举行草签仪式。3月27日,南联公司与依维柯公司《关于生产轻型车许可证转让和技术合作项目协议书》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中方由我和赵晟签字,意方由菲亚特集团总裁彼得拉纳和依维柯总裁格鲁佐签字。

  中方参加仪式的还有饶斌,外经部代表、江苏省吴锡军副省长,南京王荣炳市长等。意方有经贸部长卡普利亚,驻华大使马拉斯。中外多家传媒与会,我和格鲁佐讲话后香槟祝贺,然后饶斌和卡普利亚致词,中午省政府宴请招待,中央电视台当晚即予报导。

  至此,南联公司和南汽的改革开放走上一个新阶段。外部是合同执行问题,内部是吸收消化国产化生产问题。对南汽和联营厂,从此扭转了若干年的一贯制,生产出当时在世界上亦属一流的轻型车,使中国的轻型车工业走上了一个新台阶,南汽这个轻型车基地更加牢固。

  对南汽来说,引进依维柯是个历史性事件,标志南汽从商务车向乘用车过渡。孟老曾经说过,做轿车是大学生,做卡车是小学生,有了依维柯后,我们开始当中学生。不仅如此,你知道现在给南汽创造效益的就只有依维柯,跃进赔钱,轿车赔钱。依维柯不但扭转了南汽的经济效益,而且也使中国轻型车企业走向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