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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郑焕明:“糊弄官僚主义”

发布时间:2010年10月28日 11:36 | 进入汽车论坛 | 来源:汽车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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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当时这个牌要是换一种打法的话,那现在北京汽车工业应该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很多人都来找我,希望我能把北京汽车工业发展的历史做个回顾。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应该说,我是北京汽车战线上的一个参与者,而且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参与者。

  之所以说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一是北京汽车工业的起源地在北汽,另一个就是国内汽车工业的第一家合资企业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奔驰)也在北汽。

  在北京汽车工业发展的历程中,北汽是做出了贡献的,它在整个北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是做出了贡献的。像北京吉普成立后,北汽是在老厂剩余仅为20%左右的资产和利润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业,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它就在全国工业500强占了第48位。

  我无意贬低现在北汽的领导,但现在的北京汽车,包括北京现代、北汽福田、北京奔驰等,加在一起才排名第47位,虽然前进了一位,但与那时的北汽相比,显然不是一回事。它在全国汽车工业中所占的比例明显下降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肯定也明显下降了。

  BJ752落马

  我曾用传统格律诗词形式来回忆我在北京汽车工业的日子,那本书基本反映了我本人的人生历程。写这本书时,我有三个定位:第一,它是北京汽车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应该符合历史实际,让人看过后,就知道北京汽车工业是怎么走过来的。

  第二,里面涉及到战略层的决策问题,至少涉及到多位高层领导。正面的我可以点,比如讲彭真、刘仁、万里等;失败的、不成功的我一个都不点。

  当时我讲这个体制,说汽车工业必须形成一个拳头,它和其他的一般行业不一样,总装线一开,所有的零部件都必须供应到线上。一个供应不上,这个车就下不了线或者说形成不了一辆完整的汽车,汽车行业就是这个特色,必须统一调度。

  至于说集中的权力和分散的权力,这个关系如何处理?我认为可以研究,但分散绝不是好办法。方案上报时用“集团公司”,批下来后却成了“联合公司”,联合什么呀?本来应该集中的,你却走到相反的路上去分散了,别人是形成实力后再扩张,你反而要分散,你这实力能不给削弱了?

  当时,我们北汽在全国排名老三,中汽的领导人就说,你不能是老三,你是老二。为什么?因为我的主要指标和二汽(东风)不相上下、交错上升,或者说两家轮流坐桩。那个时候,中国汽车的三巨头中,北汽肯定是其中一家。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改革的深入,就应该以龙头为核心组合起来,然后向外扩张,形成一个大的整体优势。结果北汽却走了相反的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分散了。

  第三个,就是产品的问题。大家知道,北汽的主打产品是BJ212,主要是为军用,兼顾民用。那时候,做汽车必须是国家统一计划,北汽一年最多时生产到1.7万辆汽车,全国都很羡慕,因为在那个时候计划时代,你即使有购买指标,也未必能买到汽车。所以,走后门、找关系的人很多。但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我们也不能就只生产BJ212呀,不能只做越野车和轻型卡车,还得想办法上轿车。

  实际上,北汽有几次上轿车的机会,但最终还是因为高层决策问题,没能上。我记得在1987年,我们在BJ750基础上试制了BJ752轿车。BJ750这个车参考的是奔驰230轿车。BJ752用的是BJ750的车身,但发动机变了,因为那时北汽已经合资了,就用上合资企业生产的发动机,我们给BJ752配备的前脸、前后灯、前后保险杠等,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即使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个车也不落后 。

  试制这个车的时候,我还住在北汽在怀柔的京环宾馆里,这是怀柔县的第一个宾馆,就在水库边上。那时我从北汽调到总公司当总经理。我把试制BJ752轿车的总工程师吕惠庆、总设计师等几个负责人叫过去,我说,我给你们20万元(那个时候的20万元,跟现在可不是一个概念啊!)你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搞两辆样车出来,要体现现代汽车的先进性。

  至于哪一个更合适,你们进行比较后自己决定,但一定要夜以继日地把车做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会随时回来看看。我记得有天晚上我特意回去看他们,结果工厂里灯火通明,热气腾腾,大家都在加班。

  我们从1987年的7、8月份开始试制BJ752,很快就造出来了。这个车拿来干什么?我认为,以北汽原有的BJ750的生产技术,加上现代技术,完全可以将它作为北京汽车未来的主打产品。

  车做出来,陈祖涛看了以后,当场就对我说:“郑焕明同志,我赞同,我支持你!你不是有两辆车吗?我坐一辆,健民坐一辆(张健民,当时的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我们开着车给你做宣传去。”

  但是,北京市主要领导却不干。陈祖涛那时是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的一把手,他前后两次为此事专程到北京,找北京市政府主要领导做工作。到最后,(当时的)北京市主要领导也没同意,他们认为北京市不需要发展轿车,只需要做好越野车和轻型卡车。

  我猜想,领导不同意,可能有个顾虑,当时中央对北京有四道批示,北京市政府也提出了“四个服务”,其中一点,就是重工业不适合首都的经济发展,因为汽车是重工业,我猜这是主要原因。

  但关起门来讲,这是缺乏战略考虑,是对汽车工业的特点认识不足。在当时的条件下,从开发到形成生产能力最后再到市场,没有5年是下不来的。也就是说,当时研究的产品,要到5年后才能见效。如果决策失误,这段时间和投入的资金、人力等,一切都是白搭。

  就这样,北汽失去入围轿车国家队的最后机会。如果当时北京市领导同意上轿车的话,那么北汽就可以争取得到国家计委的批示,北汽、北京市政府,再加上中汽公司,一起上报国家,北京至少就有上轿车的机会了。上了轿车,就能占住有利地形,那时能够生产轿车的,就只有一汽和上汽,东风还在后面了。

  当然,历史不能重演,这个牌打出去就不能再收回来了。如果当时这个牌要是换一种打法的话,那现在北京汽车工业应该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吉普风波

  除了上面说的,北汽还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汽车业。北京吉普在合资谈判时签订了一个总合同,该合同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合资企业要开发自己的新产品,这也是我们合资的初衷和目的:引进技术,开发二代车,因为BJ212已经落后了。

  还有一个原因,总后勤部和一机部汽车局两家联合发文,要求北汽开发一款BJ212的替代产品,并把各项指标具体化,列出一个长单子。我们在谈判时,也是参照这个要求进行的。

  实际上,这个目的也是国家的要求,即合资企业要开发和生产合资企业的新产品。在合同上,我们还列了一个生产进度表,哪年生产?哪年替代?规定得清清楚楚,一定要在合资的第5年做出来,并在第6年全部取代老产品,全面推向市场。

  这个目的到后来并没有实现,说实话,这是我们吉普公司的一大教训,也是全国汽车行业的一大教训,主要是我们自己放弃了新产品的开发。

  为什么放弃?因为当时北汽总公司的主要领导,在国外看见美国人生产的切诺基,外形、性能都不错,并且它还在北美市场上一下子拿了四个第一,他就坚持要引进切诺基搞散件装配。

  那时,我是北汽厂长,我极力反对。我认为我们合资的目的是为了开发二代车,通过开发二代车,学会新产品开发的整套技术。你拿了人家的东西来,搞散件装配,怎么能学到开发技术呢?何况,切诺基在北美虽然是好车,但未必就适合中国国情。就这样,我们从巴黎争到纽约,在底特律也争。我们在飞机上争吵,争来争去声音就高了起来,吵得周围的人都给我们提意见。

  很多人都不知道,切诺基生产初期还有个名字,叫BJ/XJ213,BJ就是北京系列,XJ就是切诺基系列。因为BJ212是我们自主开发的第一代产品,213自然就是二代产品了,搞了一个机械混合物,看起来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产品,其实那叫糊弄官僚主义。

  这个过渡名字究竟叫了多长时间,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它没有形成一个正式叫法。为这件事情,机械部部长饶斌同志还提出批评。后来当然不这么叫了,还叫切诺基。我当时对一位领导说:“你只要这样干,我们的二代产品就丢了,完全违背了合同的初衷。”

  这样,北京吉普一组装,美方就只给我们提供散件。构成整车特征的进口零部件视同为进口一辆整车出口。那时,美国人提供散件组装,相当于出口一辆整车,他们当然是出口得越多越好,后来就造成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汽车事件,也就是“吉普风波”。

  那是1985年11月到1986年5月之间的事情。我们这边是散件组装,不能引进太多,那边是卖车,自然是越多越好,于是,美方就提前把散件送到港口,当时我们国内受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外汇紧缺,无力支付CKD货款。因为外汇相当紧缺,外汇不到就不能发货,港口的集装箱不能发运。在这种情况下,美方就向全世界发布消息,说中国给合资企业的政策不行了,于是,形成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吉普风波”。

  对此,胡耀邦总书记、赵紫阳总理都作了批示,要求从全局出发,把事情处理好。朱基是国家经委的副主任,由他牵头,与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健民,中汽总公司总经理陈祖涛三人组成一个小组,直接跟美方谈谈。

  一谈就谈了五天五夜,双方各有妥协,最后才算是达成一致协议。后来,这位主张引进散件组装的负责人也差点受到处分。他感慨地说当时是犯了技术饥渴症,光想引进技术,没想到别的。

  我觉得这个评价不准确,他当然得给自己开脱啊。从一开始,他的指导思想就有问题,也不是没告诉他这个做法不行,是他自己固执已见,急于求成,想快点出成果。

  北汽精神

  提北汽精神的时候,北京正处在企业改革初期,我们从198容4年开始提,1985年就形成了一种文化。为什么要提?主要原因是北汽搞合资,南北分立后,北汽的主导产品、厂房、设备和精干力量都划归北京吉普,同时,北汽80%多的利润也归北京吉普。剩下的人口,占了以前人口总数的60%多,如果再算上三产、合资企业的富余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总计有9110多人。

  大量的人员留守老北汽,你说该怎么生活?到北京吉普的员工工资收入一下子提高了25%,而北汽这边的工资保持不变,企业前景又不明朗,如何提高企业凝聚力?依靠零部件和为合资企业服务能养活这么多人吗?北汽究竟要向何处去?

  想来想去,答案有两点,一要保证大家能吃饭,二要在原有基础上发展,这叫一要吃饭,二要发展。于是,厂领导决定,在前人的基础上搞二次创业,生产汽车。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北汽这边已经做不成整车了,只能给北京吉普做配套件。

  这样生产汽车的想法遭到上级公司主要领导的反对。他当时就说:“生产什么汽车呀,你们的任务就是服务。”

  “服务也得吃饭啊,这么多职工怎么办?”

  “给你们一个优惠政策。”

  “什么优惠政策?”

  眼看逼得这么紧,他也说不清楚了。

  我们就继续问他:“优惠政策多长时间?三年吗?三年以后呢?即使是你说的这个政策,你说了算吗?你认为这9000人很好玩吗?”

  “出路只有一条,必须生产汽车,只有生产汽车才能生存下去,才能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他说没有钱。我们就一分钱不要,还要生产出汽车。

  他以为这是在说气话。没想到我们会真干。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将北汽一个仓库改造为总装配车间。根据市场需求又组建了汽车改装车间。大家积极性都很高,第47天,生产线上出车了。

  这时,我去见那位领导时,告诉他说:“我们的汽车要从生产线上开下来了,你给我们剪个彩,行不?”

  “真的?”他问道,感觉特奇怪。

  回答是,这还假得了,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他到那儿一看,真是总装线。然后说,我给你把车开下来吧。这样,我坐在副座上,他将BJ121从生产线上开了下来。

  从此,老北汽又焕发了新活力。

  那时候,老企业的困难本来就很多。车出来后,困难还是很多。所以,我们想,企业必须有种精神。再一琢磨,我们就概括出几条,我记得最开始概括了四句话,四个字算一句,两个四句加在一起八句话,分别代表北汽精神和北汽意识。后来一看文字太多,不好记,连我们自己都记不清楚,我就想,不行,得简化。于是,花了几个月时间,经过反复协商、推敲,概括成八个字:即创新、为公、求实、奋进。这就是北汽精神。

  北汽精神一出来,上级领导又发话了,什么北汽精神?中央有中央精神,工业有大庆精神,你来这个北汽精神干什么?

  回答是,北汽没钱没财,就得要有精神。让他想不到的是,我们不但要提倡精神,还写了篇小评论,说北汽精神是北汽人的精神支柱,北汽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中央精神在北汽的具体化。其实是为了鼓舞士气。

  后来,我们就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北汽精神。领导一看这阵势,也没辙了。再后来,北汽精神变成了一种经验,在全市推广,于是反对派也就变成了支持者。

  如果说当时北汽的日子挺好过,也许这个精神还要晚出台。当时就是太困难了,非有精神支柱不可。在北汽精神中,我们为什么把“创新”放在第一位,因为从一个配件厂,到一个汽车厂,还有那么多的人,从观念到意识形态,到企业规模,到生产手段,以及到产品,方方面面都得变,不变路是走不通的。

  在二次创业中,我们用3年时间达到了过去20年形成的生产规模和效益,在全国工业企业500强中排名第48位,这一切都跟北汽精神有关。

  回过头来看,我感觉北京汽车工业要大发展,就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从产品发展方向看,必须要搞自主开发,有自主品牌,而不是把人家的孩子抱到自己家里来,即使改个名换个姓,那DNA也是人家的,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二是必须要有一个好的体制。没有一个好体制,等于你这指挥部瞎指挥,再好的产品,再好的队伍交给你,也会打败仗。体制问题解决了,汽车整体上有个明确、科学的分工,有主机和配套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解决北京汽车整体发展问题。

  三是要有一支好的队伍,不组织好队伍,不随时更新,完全吃老本不行,完全新引进也不行,必须新老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