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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难产背后矛盾重重

发布时间:2012年04月22日 01:20 | 进入汽车论坛 | 来源:环球企业家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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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在上半年能源经济形势发布会上,第一次与媒体见面的国家能源局规划发展司司长江冰带来了一条大新闻。他透露,《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已制定完毕,预计未来10年将在核能、风能、光伏发电等产业上直接增加投资5万亿元。

这已经是3年来决策层第3次宣布对新能源的投资计划了,且投资额一次比一次高:2007年,在《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发改委第一次提出到2020年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将达2万亿元;2年后的2009年6月,国家能源局官员又透露,中国正在制定一个高达3万亿元的新能源政策计划;而现在,这一数字升级到5万亿元。这一消息再度搅动起中国新能源业界的热情,资本市场上多支新能源概念股纷纷涨停,甚至关于如何分食5万亿元大蛋糕的讨论也开始见诸报端。

但且慢欢呼,这有可能又是空欢喜一场。尽管江冰宣布了《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已经制定完毕,正在上报国务院审批。而根据过去1年多的“失败”经验,这一规划能否顺利通过,还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国务院没审批通过,5万亿元这个数字也不能最终定下来。”相对于外界的巨大热情,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给《环球企业家》的评论显得极为冷静。同样出言谨慎的还有国家能源专家咨委会副主任、发改委能源所研究员周大地:“我并不愿多谈这个话题,因为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据能源局权威人士透露,此前一直声称要出台的新能源规划没有出台,正是在今年年初上报国务院之后被搁置了下来。

实际上,在这一关系到未来10年中国新能源产业走向的国家政策上,过去1年多来发改委已经几易其稿,并多次推迟出台时间:去年6月1日,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讨论稿,这是官方第一次正式提出该规划;9月,能源局局长张国宝表示该规划已处于各部委会签阶段;当12月哥本哈根会议将新能源话题推向高潮时,规划仍不见踪影;后又传出春节后将出台的消息。3月过后,能源局却如“失声”了一般,再也不提新能源规划的事。在规划反反复复的“呼之欲出”和“不了了之”之间,业内专家已对此“不抱什么幻想”,一度热烈追逐该热点的媒体报道也开始显露疲态。

误解与理性

最近一件事让阿特斯太阳能公司总裁瞿晓铧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在他看来,关于对多晶硅产业高耗能高污染的质疑应该早就不是问题,因为包括他在内的诸多太阳能业界人士已经在无数次会议和采访时解释了多次。

但他最近却再次被问及同一个问题,提问的人是清华大学的教授,起因是该教授在参加国务院的一次会议时被两位“副总理级”的官员问及多晶硅行业污染的问题,于是才向瞿晓铧这个清华校友来请教—这让原本以为多晶硅高耗能高污染问题仅是媒体炒作的瞿晓铧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在学界和政界,的确存在对新能源的态度截然相反的两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告诉《环球企业家》,在制定新能源发展目标时,有人提出了新能源已经产能过剩,再进一步发展是否合适的质疑,而另一些人则坚持新能源尚在发展早期,应当“超常规发展”。“比如在制定风电规划时,有两院院士就主张风电只定1000万千瓦的目标(现有规划是2020年前达到2000千瓦)。”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向《环球企业家》透露。

去年8月,因为对新能源产能过剩的质疑,发改委已经将原来的《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改名为《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在积极的“振兴”到更为中性的“发展”背后,是发改委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程度的纠结心态。

在污染与过剩误解之外,新能源规划迟迟不能出台的原因还在于与传统化石能源的博弈。“传统能源有一个异常强大的利益集团,有着更为强势的游说能力,他们不会把自己的份额让步给新能源。”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看来,尽管政策已经明显向新能源倾斜,但也只会增加能源未来的增量而非现在的存量中,化石能源的现有份额丝毫不能被新能源损害。

这一点,对于期待政策鼓励的新能源企业来说体会则更为深刻。国内一家著名新能源企业的创始人认为,与传统能源相比,新能源永远是弱者:“在政策制定那里没有代言人。”近两年新能源产业表面上发展迅速,但与传统能源集团相比,实力仍有天壤之别。

从技术角度上,这次新能源规划也超过往届。洁净煤、智能电网、分布式能源和车用新能源首次被纳入到规划当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发改委专家告诉本刊,规划迟迟还不出来的原因在于“一些敏感问题尚未厘清”,比如新增的电动汽车技术路线问题是石化企业还是国家电网来建充电站,仍有很大争议(详见gemag.com.cn《电动车往左,充电站往右》一文)。

而对于发改委制定的新能源目标,其他部委能否全数通过同意也存在变数。“目标的大小直接关系到财政部拿出补贴的多少,也关系到电监会是否有能力让这些新能源电全部上网。”孟宪淦说,这些问题均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

尽管困难重重,经过3年的探索,在政策罕见的频繁变化中也可以窥见决策层对新能源产业认识的加深:2007年8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其中提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5%。然而,在2009年9月以来,官方的这一说法却悄然改成: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可再生能源已经变成了非化石能源,后者增加了核能,实际上风能、太阳能的比例是不增反降了。在2010年两会时,国务院温家宝更是将新能源纳入到“构建低碳产业体系”的宏大战略中,节能减排这一能源使用端的低碳路线整体排在了新能源之前。

不仅是总体目标,3年来政府在对各种新能源的重视程度上也经历了有趣的变化:在2007年的《中长期规划》和2008年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中,生物质能被放在了仅次于水电,高于风电和太阳能的重要程度,而本次《新兴能源产业战略发展规划》,重点发展领域排序却已变为核电、水电、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从‘可再生能源’到‘新能源’再到‘新兴能源产业’,这是一个聪明的变化。”周大地告诉《环球企业家》。鉴于风能、光伏和生物质能依然是昂贵且不稳定的能源,目标的修改应是从天真回归理性的表现。

尽管目前尚难以预测这次新能源规划何时能出台,但面对全球日渐升级的新能源产业竞争,一部趁早指明发展方向、让新能源企业抛掉政策变化风险后顾之忧的产业发展规划仍宜早不宜迟。表面看来,三五年后等新能源成本降低到财政可以接受的程度再大规模启动市场,虽然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因此延误了和国外的技术竞争战机,则这个“唯一与全世界同步的产业”也难以避免再次追随外国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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